九一八事变爆发，30万东北军不战而逃，2000名警察打响抗战第一枪
你敢相信吗，面对人数仅仅只有2.7万名的日军，30万东北军却不战而逃，致使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地便攻占了我国东北三省。
然而就是在这样一股庞大的逃亡人潮中，却有一个人率领部队选择逆流而上，打响了东北抗战的第一枪。
那么这个人是谁？拥有巨大人数优势的30万东北军又为何不战而逃？本期，为大家讲述九一八事变背后的故事。
1929年，美国经济危机爆发，紧接着便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。两年后，全球各地都相继陷入到危机泥潭中，日本也不例外。
当时的日本经济遭受了重创，失业率直线上升，很多人都无法养家糊口，因而国内局势动荡不安，陷入了极端困境。
于是日本开始积极寻求摆脱困境的方法，而在当时的他们看来，加快对我国的侵略步伐，无疑就是最能谋求生机的出路。
彼时的我国积贫积弱、软弱不堪，且内斗现象严重，军阀混战层出不穷，蒋介石又忙着进行“剿共”，因此各方都自顾不暇，没有人察觉到日本的狼子野心。
但就是在这样的疏忽和不以为然下，使得日本在一次次对我国底线的试探中不断尝到甜头，于是胆子越来越大，开始得寸进尺地计划要对我国实行总体侵华的战略。
他们战略的第一步，就是攻占我国的东三省。
彼时的日本虽然在东北享有各种特权，且也有人数不少的部队驻扎于此，但并不是东北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——它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军阀张作霖的手上。
起先日本与张作霖的关系还算良好，双方甚至还有一些合作往来，然而这样的和平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。
随着后来张作霖做了一些不合日方心意、甚至是损害日方利益的事后，日方便视其为眼中钉和绊脚石，急欲除之而后快。
不久，日方就发起了皇姑屯事件，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，使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。日方以为通过此事，便可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，从而借机上位。
然而另日方没想到的是，张作霖之子、被人称作是少帅的张学良跳了出来，并且以其名正言顺的身份而被东北上下所拥护，成为了继承张作霖统治权的接班人。
不仅如此，他还宣布要归服国民政府，于是在继位不久后，他便改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。
至此，群雄割据的北洋军阀时代便正式落幕，国民党在形式上“统一”了全国。
对此日方愤怒不已，他们不甘心自己统治东北的美梦破碎，再加上他们眼看着张学良越来越难以把控，于是便生出了借武力侵占东北的野心。
他们刻意制造事端，借莫须有的矛盾挑衅东北军将士，就是想借此试探张学良的反应，继而判断侵占东北的战略计划是否可行。
张学良也果然没有让他们失望——他并不想和日方开战，于是一直以来都秉持着息事宁人的态度，对日方日益过分的行径坐视不理，同时还命令自己的下属都要采取“不抵抗”的友好措施，从而实现与日方在东北省内和平共处的方针。
然而张学良的退让之举，在日方看来却是名副其实的软弱。于是他们把此前的顾虑一扫而光，开始踌躇满志地实行着既定的侵略步骤。
东北人民的至暗时刻，即将来临。
沈阳城内的东北军不会想到，和他们相安无事多年的日军，此时正在谋划一个恶毒的阴谋。
1930年春，驻守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石原莞尔，开始密谋攻占沈阳的事件。
经过细致地勘察地形后，他决定把柳条湖作为发动战争的起点。柳条湖位于沈阳城内以北的5公里处，介于北宁铁路沈阳站和文官屯站之间，平常鲜有人来。
而它除了地处偏僻、便于行事外，还具有一个巨大的优势，即距离东北军中的最大军营——北大营仅仅相隔800米。这才是石原莞尔最为看重并拍板的原因。
一切准备就绪，石原莞尔正式开始实施他密谋已久的阴谋。
1931年9月18日入夜，东北沈阳城内一片祥和，四下静谧无人。距沈阳城外五公里的北大营的官兵也都进入了梦乡，他们不会想到，在几个小时以后，将会面临一生中最窝囊的一战。
当天晚上10点，石原莞尔派遣中尉河本末守率领爆破小队，前往柳条湖执行任务。
他们摸黑来到了目标地点，按事先计划的，将42包黄色炸药放置在南满铁路的轨道上，并在旁边摆放了3具身穿东北军军服的尸体，从而制造了一个东北军蓄意炸毁铁路的假现场。
二十分钟后，河本末守引爆了炸弹，南满铁路被炸开了一道口子。
听到爆炸声的行动讯号，早就做好准备的日军独立守备大队第二大队的五百多号人，便从西北方向，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了进攻。
他们把自导自演炸毁南满铁路的行径，反诬成是东北军所为、目的是对日军图谋不轨，并以“自卫”的名头发动了战争。
不但如此，河本末守还遣人将“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、攻击守备队”这一虚假的情报，报告给驻守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。
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对此心领神会，于是立刻下令向东北军开火，并全力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，甚至还动用上了火炮进行轰击。
起先东北军以为日军在进行军事演习。因为日军军事演习的频率一向频繁，仅上个月就进行了将近30次，所以他们第一反应认为这不过又是日军的一次演习。
然而这正是日军对他们所实施的麻痹战术，为的就是让他们放松警惕，从而对这一次日军的进攻毫无戒心。
直到炮火在营中迅速蔓延、四处都火光冲天后，东北军才意识到，日军动真格了！
于是他们手忙脚乱地穿衣起床，有些动作慢的，则被随后翻墙进来的日军主力集体扫射，凄惨地死在了床榻上。
日军的浩大声势，让刚刚才从睡梦中惊醒的东北军根本无从判断敌人的数量，于是在当下只能狼狈逃窜，哀嚎之声处处可闻。
彼时东北军中的指挥官王以哲并没有宿在营中，东北军群龙无首、乱作一团。见此，值班的军官便打电话，请示沈阳城中的参谋长荣臻该当如何。
见事态严重，荣臻又立马打电话向坐镇北平的少帅张学良请示。然而此时的张学良正在看京剧，所以并未接到这通电话——荣臻只能自己拿主意了。
正在六神无主之时，他突然想起张学良所下达的禁止与日军起冲突的严令，于是他便给惶恐的北大营官兵下达了“不准抵抗”的命令，甚至还收缴了他们的武器。
对此东北军上下都无法理解。眼见着昔日亲爱的同袍惨死面前，他们目眦欲裂、群情激奋，纷纷请求一战，想要报仇雪恨。
然而荣臻态度强硬，他们只能无奈顺从。但还是有很多人无法接受，自己莫名其妙从保家卫国的战士变成了束手就擒、任人宰割的“俘虏”。
面对这种角色上的屈辱转换，抱枪痛哭者有之，挥拳击壁者亦有之。
但即使如此，凶残的日军也没有停止杀戮。他们肆无忌惮地屠杀着面前手无寸铁的东北军，很快就致使其中三百多人伤亡，自己却一兵一卒未损。
就这样，堂堂北大营的8000名守军，被只有500人左右的日军击溃。
30万东北军不战而逃，他却率领部下逆流而上，成为当时唯一抗击日军的部队。他就是沈阳警察黄显声。
1896年，黄显声出生于辽宁的一个小县城。1918年，他考入北京大学的文科补习班。在校期间他恰逢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，于是满腔热血地投身到其中。
五四运动结束后，深受感染的黄显声决定弃笔从戎、报效祖国，于是在三年后顺利考入了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，并在次年以极其优异的成绩毕业，随后服役于东北军。
拥有亮眼成绩的黄显声，自然而然便走进了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视线。他很快就得到了重用，刚毕业就成为了人人艳羡的营长。
任职期间他以治军严谨而著称，又因其胆识过人、文武兼备的缘故，被张作霖视为心腹爱将，一时间风光无限。
后来张作霖不幸死于日军之手，其子张学良便继承他的衣钵，成为了新一任的“东北王”。
张学良上台后，也极为看重黄显声，于是把他调到卫队当旅长，负责沈阳城内的警卫，同时保护自己的安全。
1930年，表现出色的黄显声被擢升为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。
在位期间他秉公执法、体恤民情、打击犯罪毫不手软；不但雷厉风行地整顿了社会秩序，使之一切都井井有条；同时还开展了顺应民心的禁烟活动，因而在沈阳城内的口碑极好、威望极高。
九一八事变爆发前，敏锐的他便察觉到了日军的蠢蠢欲动和狼子野心，于是他苦口婆心地劝诫张学良不能听之任之、应当掐死日军的侵略苗头于襁褓之中、以除后患。
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上下都对此不置可否，对他所说的“国之大患”并不以为然，甚至还笑话他多虑。
但黄显声没有气馁，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无误，于是在与日军周旋的同时，暗中搜集有关日军活动的情报，并储备了20万支步枪及其配套的弹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九一八事变爆发后，张学良命令东北全军不得反抗，于是30万东北军不战而退、仓皇而逃，没有驻军守卫的沈阳城也在短短八小时内就被攻破。
早料到有这一天的黄显声对此并不惊慌，他把此前储备的20万支步枪分发给自己麾下的2000多名下属，率领他们向攻入城内的日军发起了凶猛地反击。
不但如此，他还下达了死命令——“非到不能支持时，决不放弃阵地！”
随后他身先士卒，把指挥部建在了战斗的最前沿，并率领沈阳警察在巷子中，与日军展开了猛烈的火力交锋，成为当时全城中唯一抗击日军的部队。
大摇大摆进城的日军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候，居然还会遭到如此大规模烈的激烈反抗，因而在猝不及防下伤亡惨重。
于是他们急忙派遣第二师部前来增援，试图围歼这股反抗势力，从而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。
眼见敌军源源不断而来，处于弱势的黄显声依旧毫无退缩之意。他一边鼓舞下属的士气，一边与日军进行着殊死搏斗。
除此之外，他还命部下积极地修建防御工事，目的就是要和日军打持久战。如此鏖战了三天三夜，直至最后弹尽粮绝，他的部下中都没有人投降或是撤退。
最后黄显声见守城无望，便命令残余部队缩小编制、撤退突围。直到最后所有部下都成功突围后，他才寻机撤离。
虽然最后他的反抗以失败而告终，但他临阵抗命、保家卫国的这一声枪响，还是极大地震慑住了日军，从而使他们不敢以偏概全地蔑视我国的所有军人。他代表了沈阳城守军最后的骨气。
然而，个体的光亮始终都是微弱的。在张学良的“不抵抗政策”下，致使日军铁蹄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，便不费吹灰之力地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、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从而使我国东北人民被迫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被奴役生涯。
至此，我国也正式走上了艰辛的抗日道路，并在这个过程中，谱写了一出出悲壮感人的壮怀篇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