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佩甫小说的深层结构
本文转自：河南日报
李佩甫小说城乡二元对立并置的深层结构，他对乡村和城市的复杂情感和态度，既充满洞见和睿智，又显露出思想的困惑与矛盾
□刘涛
李佩甫小说既表现乡村，亦书写城市。城与乡的二元对立、并置和互渗，构成他系列小说的深层结构和主题，他的创作个性与艺术底色之形成，与此有相当关系。
李佩甫小说在题材上大致可分为乡村与城市两个系列，前者代表作有《羊的门》《田园》《豌豆偷树》《红蚂蚱绿蚂蚱》《村魂》等，后者代表作有《城市白皮书》《底色》《等等灵魂》等。但是，这种题材的划分是非常浅层次的。在李佩甫那里，无论是乡村题材还是城市题材，他都是把它放置在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和并置的结构中来处理的。甚至可以这样说，李佩甫的小说，凡是故事主题处理得比较有深度，人物形象塑造得比较生动，具有较为复杂的艺术韵味，让人一读之下难以忘怀的，都具有这种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并置的深层结构。李佩甫小说中，《羊的门》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部，笔者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这部小说为当代文坛奉献了“呼天成”的独特形象。他用四十年的时间经营“人场”，身在小小的呼家堡，但其权力触须却能伸展到省城甚至京城，可谓人精。作者通过塑造这个人物形象，来剖析平原人的生活智慧、生命哲学，探究人性中的善与恶。很显然，这部小说故事的讲述，形象的塑造，皆是在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并在深层结构上展开的。因此，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“呼天成”虽是一地道农民，乡村叙事所占比重很大，但这部小说却并非纯粹的乡土小说。《城的灯》《生命册》同样如此。《城的灯》通过冯家昌的故事，写农民对乡村的背叛和对城市的占领，通过刘汉香的故事写农民对乡村的奉献与坚守。两个形象比较起来，冯家昌的形象无疑更有深度，之所以如此，和作者把这个人物放置于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来塑造有关。乡村的苦难与屈辱驱使冯家昌在城市打拼，最终使冯氏四兄弟全部进入城市，实现了冯氏家族由草食族到肉食族转换的计划。《生命册》通过吃乡村“百家饭”的吴志鹏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，这部小说的叙事动力、形象塑造、思想深度与小说城乡二元对立的深层结构间同样存在内在关联。
城乡二元对立的深层结构，也体现在李佩甫小说的结构模式上。他的许多小说都采用了乡下人进城的模式，即主人公在乡村受难——进入并占领城市——回到乡村——再次离开乡村。当然，不同小说在具体情节细节上不可能完全一致，但大致情节架构是相似的，例如《城的灯》中冯家昌及其三兄弟的故事，《生命册》中吴志鹏的故事，《李氏家族》《败节草》中李金魁的故事，《田园》中杨金令的故事，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中李治国的故事。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通过上大学或参军等途径离开乡村，通过一番艰苦打拼，与城市女人结婚，成功进入城市，由于某种机缘，再次回到乡村，最终永远离开乡村。以上小说中，《田园》的故事与其他故事稍有不同。其他故事的主人公是成功进入城市后，作为胜利者回到乡村的，《田园》中的大学生杨金令则是被城市女人抛弃、丧魂失志后被父母接回乡村，在故乡田园中重温儿时记忆，体悟农民生活的伟大与庄严，在重新汲取生活动力后再次离开乡村。杨金令虽以失败者身份回到乡村，但与上述小说主人公一样，他也选择再次离开乡村，且永远不再回来。
李佩甫小说的情节结构模式，讲述乡村优秀分子对乡村的逃离与背叛，采用的是乡下人视点，揭示出他们对于乡村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。他小说的主人公，无论在城市胜利或失败，无一例外皆选择背弃乡村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乡村（平原）和儿童时代意味着贫穷、苦难和屈辱，这给他们的人生和人格打下深深烙印，是驱使他们逃离乡村、占领城市的原动力。但是，乡村大地毕竟恩养他们，是其人生的起点和来处，例如《生命客》中的孤儿吴志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故乡就是生养他的母亲。因而，他虽然不愿返回乡村，但与乡村大地的脐带永远难以割断，这也正如他所说，“我身后有人”，“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，是唯一能拖住我的东西”。他们的身体虽然背对故乡，但精神却时时反顾故乡，怀念土地，因为故乡是他们城市生活的动力之源，生命意义之源。小说主人公对于乡村既恨又爱的复杂态度，也折射出作家对乡土的微妙情感。李佩甫既以理性态度批判乡村，深刻剖析人性之恶，又在情感上贴近乡村，致敬乡村。他的小说和散文，写到乡村的夜，平原的草，深情，灵动，神来之笔自然涌现。他最好的文字，都在乡村书写这一部分。有时干脆使用第一人称“我”来抒发其乡村之情。小说之“我”当然非作家之“我”。作家动情处却往往在人称使用上不经意间流露。
与对乡村的复杂情感相比，作家对于城市的态度要简捷得多，就是批判和否定。乡村虽然贫瘠落后，但进步的“城市”在李佩甫小说中却并不以正面形象出现，他揭示更多的是城市作为权力、知识对人的异化与控制，造成人的精神堕落和道德败坏。人物形象塑造上，小说的都市人多为负面形象，如《城市白皮书》所塑造的“背诵人”“口号人”“钢笔人”。《送你一朵苦楝花》中的“我”成功进入城市，但是，在这里城市的楼房把他悬在半空之中，让他脱离养育他的大地，心在钢筋水泥铸就的笼子一般的“方格”里冰封。为生存，自身也逐渐成为“面具人”。李佩甫的城市批判在《城的灯》中冯家昌的形象塑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冯家昌在城市的打拼史同时是一部精神道德堕落史。小说第四章“火柴匣子”隐喻城市的蜗居，也隐喻城市对人精神和自由的辖制。李佩甫对城市的批判与沈从文一脉相承。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对现代都市的知识、权力、文明深入批判，其小说的都市人皆以“病人”形象出现。李佩甫小说同样如此，他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是《城市白皮书》。为便于城市批判，小说采用现代主义手法，通过一个生病但具有特异功能的小女孩视角，以冷峻的理性态度，透视、剖析都市人的精神病态和异化。
李佩甫小说乡下人进城的情节结构模式，是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某一特定历史阶段、地域的形象化概括，同时又具有超越特定历史阶段和具体对象的象征含义。他的小说中，乡村作为大地代表人的童年、苦难和起点，城市则代表乡下人的成年、拼搏、荣耀与发展。小说主人公对乡村的叛逃是必然的，因为人的成长都是以对童年的舍弃和否定达到的。但对于他们来说，乡村同时又意味着“出处”与“来路”，我们虽能背离，内心深处却永远无法忘怀。忘记它，意味着我们背叛自己的过去，忘记自己的来路。所以，李佩甫小说的主人公对乡村的时时反顾，实质是重回我们的初心，记取人生的来路。
李佩甫小说城乡二元对立并置的深层结构，他对乡村和城市的复杂情感和态度，既充满洞见和睿智，又显露出思想的困惑与矛盾。他的小说主人公身在都市，心无所依，就如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中李治国发出的疑问：“你是谁？生在何处？长在何处？你要到哪里去？……”这种城乡间的漂流无根，是对当代中国一部分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的准确反映。但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，城市毕竟是知识、文化集聚地，是当代中国人辛勤和智慧的结晶。中国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城市化。这决定我们的作家必须重新审视城市，以更为积极超前的心态去理解城市，研究城市。城市既包容我们，又塑造我们。城市既可以控制人，但同样可以解放人。因而，在小说中如何重置城市与乡村叙事，重构城乡二元关系，使城与乡由对立并置走向交流互渗，这不但是摆在李佩甫面前的问题，也是摆在其他当代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。
